此外，这份战时管制令中所规定的，不符合特定批准情形的居民一律禁止出门、出楼、出小区。
该解释的第1条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传染病的重心不在于强调是什么传染病，而在于要求加强防控力度而适用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换言之，在其内涵之中，防控措施的选择为其要义所在。
实行行为的缺乏定型性，使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实务中的适用极为混乱。作者：陈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既然均是对相同行为刑法适用的解释，为什么在我国《刑法》未作任何修改的前提下，面向司法适用的解释性规范会得出并不一致的结论呢？法秩序维护的价值能够得到保证吗？个别法律规定本身或其解释的变更，可能会导致法秩序的矛盾冲突。对于什么是甲类传染病，我国《刑法》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需要结合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来界定。非常明确的是，不仅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对甲类传染病有明确规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语词内涵就不难分辨出，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传染病本质上就是区别于甲类传染病的，因为如果某种类型的传染病本身就是甲类传染病，自然会以与此种传染病对应的措施予以防控，根本不会多此一举地强调要求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此次被划入乙类传染病之中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类对其传染源与病理生成机制、治疗方式及药物等方面的认识相对有限，加之冠状病毒自身的变异性特征，由此带来的在疫情传播与扩散过程中的危害性已经有目共睹，因此，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划入乙类传染病，但是，该类传染病所致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因此而绝对低于甲类传染病，将妨害新冠肺炎防治行为纳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调整范围之中，在社会危害性的考察层面具有充足的相当性。由于传染病疫情的不确定性，何种传染病会突发并发展到何种程度难以预料，因此基于疫情防控需要完全可能对非甲类的新型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服务于防控疫情进行法律监督，应当着眼于促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完善相关程序，以及为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提供保障等方面，切实做到监督不越位、尽职不失职。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提出了新课题。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否就有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做到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是否也有些社会团体没有做到依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以及有些制度设计本身存在漏洞等问题。在此过程中，为了妥善处理涉及疫情的相关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好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职能，通过公益诉讼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行政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实现疫情源头防控。经过抗击SARS的考验，我国疫情防控的法规范已相对完善，在应急管理体制和职责划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启动、突发事件的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报告和公布、应急处理措施和财政支持等方面，以及不同机关与地区之间的协调，信息的收集、报告与发布，对密切接触者与疫区的控制，对患者与疑似病人的医疗救助保障等，都有相应的法规范支持
认真贯彻落实《通知》的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探索推进传染病防治等外领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完善相关检察建议制度，而且对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公益诉讼是以法律的明确规定为适用前提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依法进行的相应探索。
服务于防控疫情进行法律监督，应当着眼于促进制定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规章，完善相关程序，以及为行政机关履行相应职责提供保障等方面，切实做到监督不越位、尽职不失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益保护的需求日益增多，探索等外领域公益保护便成为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共同课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为社会各界有效开展疫情防控，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营造有利司法环境。作者简介：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通知》要求，要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开展源头防控，在对非法捕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行为予以严惩的同时，注意发现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注意发现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中存在的漏洞，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相关治理措施。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形势下，检察机关正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提供相关服务和保障，促使相关部门依法积极作为。文章来源：《检察日报》2020年02月08日第3版。但是，疫情的扩散也需要认真检视。
在此过程中，为了妥善处理涉及疫情的相关案件，要求检察机关切实发挥好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职能，通过公益诉讼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行政机关和相关社会团体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实现疫情源头防控。数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为解决公共利益保护问题而依法推进公益诉讼，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明确提出并积极实践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注重工作协同，完善信息共享、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配合、专业技术支持等工作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提出了新课题。就探索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而言，应当从全面展开法律监督职能的角度对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之表述作扩张解释，并对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内涵和外延予以廓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工作，需要依法、及时而有效地展开。经过抗击SARS的考验，我国疫情防控的法规范已相对完善，在应急管理体制和职责划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启动、突发事件的监测和预警、突发事件的报告和公布、应急处理措施和财政支持等方面，以及不同机关与地区之间的协调，信息的收集、报告与发布，对密切接触者与疫区的控制，对患者与疑似病人的医疗救助保障等，都有相应的法规范支持。这里所探讨的检察公益诉讼主要面对行政机关，对其进行法律监督，应当树立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的观念，但不应有畏难情绪。探索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应当将这些规定与传染病防治法、刑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结合，全面展开抗击疫情领域的法律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以积极、稳妥的态度，致力于探索等外领域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在野生动物保护和检验检疫等方面，我国已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入境动植物检疫法、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检察监督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和量力而行的原则。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对检察机关如何发挥职能作用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提出了新课题。为疫情源头防控提供服务和保障，便是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之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性的支撑。
然而，此次抗击疫情过程表明，已有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制度、机制和法规范尚未得到有效运行。进入专题： 公益诉讼检察 新冠肺炎 。在生鲜、肉类市场检验检疫领域，建立健全检察建议制度，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存在困难。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以及英烈保护法的制定，相继确立了限定性的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即目前我国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主要是4+ 1，包括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侵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加上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否就有相关行政机关没有做到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是否也有些社会团体没有做到依法有效推进相关工作，以及有些制度设计本身存在漏洞等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四 以上是对国家公权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的原则和限度的分析。包括信息公开在内的数据抗疫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众的恐慌，也明显有助于国家机关及时识别疫情、科学合理地安排卫生管控措施，以及进行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物资的调配保障。
但正如基本权利原理所揭示的那样，即使是处于应急状态下，公民的权利会因防控疫情的需要而受到克减和限缩，但这种克减和限缩也还是应该谨守法治的底线，尤其是不能使限权最终沦为对权利的彻底排除和掏空。同属行政机关裁量范畴的还包括除确诊患者信息外的其他疑似人员的信息披露。
事实上，在数据时代下，因为信息搜集、储存、整合、传播及处理方式的彻底革新，人们已无法再遁于隐私之下获得完整隐秘的个人空间。此外，新冠病毒是否会通过粪口以及气溶胶传播还未被科学充分证实，如果上述传播途径获得证实，那么对患者住址信息的披露具体至单元可能就更有科学依据。为了法律争点判断进行的事实调查。国家为避免丧失数据红利，就会审慎处理隐私的范围，隐私权保护也因此很容易就会陷入全有或全无的保护困局。
在前期因为信息公开延宕而广受公众批评后，现阶段的各级政府都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对信息公开的重视，尤其是对于收集整理的疫情数据，都会通过相关渠道及时向公众发布，提示其提前预防、避免感染。事后传言上述信息是因为行政机关在搜集后因为管理疏忽而造成泄漏。
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处理技术，已使其能够轻易就将个人信息予以迅速整合，并由此完整描摹出个人的私生活图像。事实上，个人信息权包含了个人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利用这些动态过程下所享有的完整权能，这其中尤其还包含个人信息的更正权和删除权。
基于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特殊的人身信赖关系，医务人员不得随意披露患者病例信息，这一点也早已成为医务人员的职业守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布确诊患者的行踪信息和住址信息不应认为是对其信息权的不当干预，而是行政机关在患者隐私和公众健康权之间予以法益权衡的必然结果。